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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骨小说www.yuguxs.com提供的《人潮人海》 20-30(第4/20页)
江进又发来消息：“谅解书这部分，检方也是出了力的。检方前面的态度也是同情，没打算往死里打。罗斐拿到谅解书就玩这手，真是有点不讲武德了。他图什么？”
庭上还在继续，双方辩论互不相让。
戚沨观望了一会儿，在手机上回道：“他想打成过失。”
江进发了个问号：“检方以故意杀人起诉，是因为证据认定。而证据认定有严格标准，这个案子要定性过失，难度有点大。”
“就算不成功，他作为被告律师也算是尽责了。经过媒体宣传，对往后事业的助益很大。”
任何当事人都希望自己的律师尽职尽责，甚至有当事人希望律师可以为了自己不择手段，而不是拿钱不办事，当甩手掌柜，或是在一些本可以据理力争的地方疏忽大意，犯下致命错误。
有的律师没有为当事人赢得应有的判决，会懊恼，会自责。这样的态度不能说是真的共情当事人，而是因为输了官司而导致的心情损失。但看在当事人眼中，只会认定这律师费花得不冤，该怪罪的不是律师，而是法庭和法律。
江进：“外面的人，不管是网友还是媒体，都想看到李蕙娜被轻判。”
戚沨：“这个案子无论轻判重判，对律师来说都是赢。”
轻判，那是因为足够专业。重判，那是世道问题，律师努力过了，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。无论哪一种，都会在这一年的司法焦点上留下一笔。
江进：“那他不应该干律师，应该去搞政治。”
……
时间回到案发当晚。
此时的罗斐正在翻看李蕙娜的手机。
李蕙娜坐在对面十分不安，她一直盯着罗斐的动作，看着罗斐的脸色。
几分钟后，罗斐放下手机，目光低垂，似乎已经经过一番思考：“我的建议是，手机暂时不要交出去。自首之后也不要对警方提到有一部手机。”
李蕙娜惊讶得立刻追问：“可这里面都是我被虐待的证据，刘宗强一直说要杀了我，还有我妈和我女儿。”
罗斐抬了下手：“你先听我说完。这部分事实对你是有利的，但是有利的信息不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都放出去。人第一次听到令人震惊的消息，会有一种冲击感。但是时间越长，这种冲击感就越淡。祥林嫂的故事学过吧？”
李蕙娜点了下头，逐渐安静下来，尽管她心里依然在起伏，却没有再反驳。
她受到家暴是事实，并不会因为被打多了，那种冲击感就变淡了。但是看到和听到她被家暴的人就不一样了，毕竟拳头不在自己身上。
这里面的整套司法流程李蕙娜都没有经历过，罗斐一步步跟她解释，后面每一个过程，都有足够的空间谈论李蕙娜被家暴的部分，司法人员也会一次又一次听到她的描述。要在这个过程里构建起同情心，激起情绪上的起伏，而非因为听得过多而腻烦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因此一定要注意的描述，尽量减少大量冗赘的重复性地痛苦抒发，讲事实也要一件一件具体地讲。
再者，司法人员都是逻辑清晰且有条理的人，他们也会对同样这类人产生好感，反而会对缺乏条理，说话颠三倒四的人“不耐烦”。当然这种不耐烦并非是故意为之，而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。比如说审判长一年要处理几百个案子，虽然法院没有规定每天必须开庭，但这几百个案子一年之内必须审完判完，这就意味着每天开一场都未必完得成。如果期间遇到的都是逻辑混乱、上庭也不带齐证据、需要多次提醒，且一问三不知、答非所问的原告、被告，换谁都会“不耐烦”。这种情绪并非针对某一个人，而是长年累月的反复经历所留下的条件反射。
然而现实是，大多数原告、被告对于上法庭需要准备什么，怎么说话，完全是一团浆糊。就算提前准备了，上了法庭也会词不达意，越想说清楚就越说不清楚，有的还会蛮横不讲理、犟嘴、吵架，从态度上就处于下风。
罗斐的语速并不快，而他描述的“注意事项”都是李蕙娜此前想都没想过的，更加不会写在书里。
罗斐说：“最有冲击力的，最直观的事实，就要在最关键的战场上呈现。从审讯到开庭，最快也要一个月，再大的冲击力都会变淡。何况你这个案子的家暴程度，从司法角度讲还远不到情节恶劣的地步。你是没见过那些被打成残废的受害人。而那些案例司法人员都见过不少。所以要赢，要争取轻判，只说事实是不够的，一定要讲策略。”
这之后罗斐又说了几个关键点：懂法，但不咄咄逼人。柔弱，但有智慧。坚强，且不盲目诉苦。隐忍，但要有锋芒。
这些点乍一听很难理解，罗斐只说让李蕙娜进看守所后慢慢梳理。由于她性格上具备了其中一些特质，而且有脑子，要做到这些并不算困难。
罗斐又道：“因为你这部手机要暂时隐瞒下来，所以和这部手机有关的内容，你也要有个印象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说出来。接下来你要面对的审讯人员，他们之中有个人非常敏锐，也许只是你的一个口误，都会被她抓住。但她不一定会表现给你看，而是用大量搜证工作去证实她的怀疑。一旦证实，就必然是铁证，你再怎么解释都没用。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要犯错。”
说到这，罗斐又指了指手机里李蕙娜和“茧房”的对话框：“看漫画这件事绝对不能提。刘宗强的手机里没有观看记录，现在下载也来不及了。既然你没看过这些漫画，那么我的联系方式就是你用刘宗强的手机检索到的。”
……
法庭上，当这些记忆涌入李蕙娜的脑海中时，她下意识朝罗斐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罗斐正说道：“有充分证据证明，被告人没有履行对死者的救助义务，并非主观恶意的想法，而是因为恐惧。她担心被告人被吵醒，会对她进行二次殴打和强|奸，甚至会在酒醒之后找她的母亲和女儿泄愤。死者生前的行为极度恶劣，不仅从没有将被告人当人看，而且危及她们三代人的生命安全。被告人要保护自己已经不易，还要保护母亲和女儿。在明知道死者要打死她的前提下，还要日复一日地为死者清理酒醉后的呕吐物和大小便。”
罗斐的发言慷慨激昂，旁听席上的人一边专注地听，一边下意识看向瘦弱的李蕙娜。
李蕙娜的头更低了，肩膀有些抖动，似乎在哭。
罗斐又指向李蕙娜说：“即便是现在，死者已经不能再威胁被告人的生命，被告人依然不敢宣泄情绪。她不敢哭出声，这不仅是为了法庭的秩序，也是她多年养成的条件反射。被告人跟我说过，有一次她哭得声音大了点，吵到了死者，死者跳起来就给了她一巴掌。被告人过的是被囚禁的‘奴隶生活’，她一直小心翼翼地生活在死者的高压之下，在死者生命垂危的时候，依然不敢靠近死者，对他进行救助——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身体反应。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被告人，就算是面临再度被打的风险，也必须控制、克服自身的巨大恐惧去救助死者。并告诉她，这就是她作为‘奴隶’应该做的事。如果她没有克服，就是犯罪。这样和死者老家那种‘狗崽子不听话都是这么教的’又有什么区别？”
“反对。”检方说道，“被告人律师一直在使用渲染性词汇，假设不存在的情景。事实就是，死者当时已经昏迷不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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